羊城秋日，和风煦暖。评论广州中山大学迎来了黄修己先生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年月

黄修己先生于1935年生于福建福州，湾韵文艺195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评论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年月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湾韵文艺是评论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学术史家。年月1984年，湾韵文艺黄修己先生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评论恢复了新中国成立前个人写文学史的年月传统。这部书重新审视了现代作家的湾韵文艺文学成就，客观地评价了胡适、评论周作人等文学大家的年月贡献。

1987年，黄修己先生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调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来到中大后，他得益于广东改革开放的思想风气，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不平坦的路》等广为流传的学术著作，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百年中华文学史话》和《张爱玲名作欣赏》等各类著作。现代文学研究是动态发展的，新资料的发现和作者阅历的增加、学识的加深都可能有新的认识诞生，黄修己先生一遍遍地修订、重写自己的著作。其中，出版于1988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曾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曾被翻译为韩语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教授为黄修己先生颁发“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

研讨会当天，黄修己先生来到会场，他笑意吟吟、目光明澈，不时与师生挥手致意，会议现场会集了众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刘勇为黄修己先生颁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该奖项授予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目前国内仅有两名学者获得该奖项。黄修己先生对参会人员表示衷心感谢，他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同时表达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和中山大学中文系未来发展的殷切希望。黄修己先生说：“会议是以我在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实践为探讨主题，从我这个研究者的长处短处、优点缺点中探寻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我非常愿意成为大家的‘解剖’对象，希望大家不必有所顾虑，坦率地‘解剖’我这只‘麻雀’，从而引出对学科建设和发展有用的经验教训，不断探寻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未来，这是我对研讨会的最大期望。”

黄修己先生学术研究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分组发言。

随后，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5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黄修己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教育理念、学科关怀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者的发言中融汇着对黄修己先生的尊重与敬意，以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致辞。

从1987年黄修己先生来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带领一批学有专攻的学者大力调整学科格局，逐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编纂史与学术史等方面树立起中山大学的学术品牌，并以其独具一格的学术眼光、自成一家的学科体系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谱系中备受关注的一域。

一个学科要有灵魂，这个灵魂既要有洞悉历史的深邃、关怀当下的热情，更要有前瞻未来的锐眼，而黄修己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全局观、穿透力、辐射性的学科灵魂。他以自身一流的学术研究，带出了一支具有学术战斗力的团队，进而发展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学科。我曾多次登门拜访过黄修己先生，感受他春风化雨的人格力量。我知道黄先生当过五年兵，一直保持着朴素、认真而执着的品格，而他的学术研究兼重史料与理论，主张论从史出，所以他的学术踏实、稳健而有力量，由此，我想到了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中山大学中文系以“素朴大雅”四字敬赠黄修己先生。刘禹锡曾写：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今天的“诗情”属于黄修己先生。

1976年冬，北大中文系成立现代文学教研室，我有幸成了教研室的“小字辈”，名义上是给黄老师当助教，其实是由黄老师做我的指导老师，督导我进修。黄老师对我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有坚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守道坚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外界干扰；二是要有“下地狱”的精神沉下心来读书、研究，既要经得住“猛火熬”，也要经得住“慢火炖”；三是要以古代文学、文艺理论、外国文学为基础，有了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两根“拐棍”，才能站住脚跟；四是要有比较，要摆脱前人和名家学说的束缚，思想要开阔，不要做井底之蛙；五是要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才能拼搏。除此之外，黄老师说得最多的，便是做学问要有真切的艺术感受力，要有气魄、敢于超越，敢于大胆讲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帮助我拟定必读书目。黄老希望我把专业和学问放在第一位，并再三叮嘱学习是持久战，要想在学业上有成就那是一辈子的事，要确立较高的目标和追求，自强不息、永不懈怠。黄老师的这些教导，正是他的从教经验和科研心得，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秉持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黄老师在学术上取得了许多成就，其治学特色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打通现当代研究，赵树理研究就是打通现当代的范例；二是由“专”到“博”，由研究赵树理起家，扩展到整部文学史；三是走史论相结合的道路，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现代文学发展史》都是论从史出的成功之作；四是从“史料”里找“文献”，从“文献”里找“史料”，《新文学史编纂史》被誉为是“专精”与“博通”的交融。老师的督促和指导使我懂得“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终生受用。

很久不见黄修己先生了，心里很是惦念。我一向畏行如畏虎，很少出门，但黄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此次专程来广州拜谒黄先生。

黄修己先生是现代文学学科第二代学人的杰出代表，1960年8月，黄先生毕业后留北大中文系工作，负责讲授解放区作家赵树理等。黄先生精心备课、认真钻研，在1962 年发表了第一篇文学史论文《论中国的农民形象》，随后完成了第一部著作 《赵树理的小说》。此外，黄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还发表了多篇现代文学史论文和当代文学批评，这是一个良好的学术开端，在同代学人中也不多见。进入新时期，黄先生撰写了多篇论文，并推出了《赵树理评传》，至今为学界所称引。当然，黄先生也是很有理论概括能力的文学史家，有些文学流派的命名就是他率先提出的。如“新英雄传奇”“社会分析派小说”等等，恰当的命名其实是理论概括能力和文学洞察力的反映，我很佩服黄先生见微知著的学术判断。黄先生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虽然简要却不简单，展现出史家风范和言简意赅的史家笔力。后来，到《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第二版，黄先生不仅对全书的叙述做了大面积的增删，而且更难得的是在总结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坦率直言，使第二版成为了很有史学主张和立场的著作，让我至今难忘。

黄修己先生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标杆式人物，同时也是新时期赵树理研究的开拓者。我个人最早认识黄修己先生是从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开始，我用这本《简史》教过十几年书。《简史》并不简要，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脉络清晰，文学史现象、作家作品评论样样俱全，仅就我个人而言，虽然并没有直接求学于黄先生的门下，但是在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尤其是在解放区文学研究和赵树理研究方面，受黄先生的影响很大。

正像在《不平坦的路——赵树理研究之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希望读者‘不妨把它作为新中国文艺批评史的一个小小部分，或者一个注脚来读。这样，也许对你帮助更大。”从这本厚重而极具学术价值的理论著述中，我了解了赵树理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为我对于赵树理作品的研究和阐释寻找到了一个较为准确的切入角度和思想定位。黄先生的《赵树理研究》系列著作，对于赵树理的成长道路、民俗化创作的努力、大众化的价值取向以及作品人物分析、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做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论述。黄先生在《赵树理研究》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形象性”“动作性”和“运动感”，对于唤起读者的“视觉和听觉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他还特别强调了一个现象，赵树理在做《新大众报》编辑和小说创作时，非常注重报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乡土生活化，而这种语言文字不仅是为了让人“看”，更是为了拿来让人去“听”——“一听就懂，真好”，使我的思维豁然开朗。

1986年和1987年，我有幸拜在黄先生门下，课程有时在现代文学教研室上，但更多的是在先生家中的小客厅。每次上课先生都是谈笑风生，讲作家作品，谈文艺运动、文艺思潮、文学史典故、治学方法……先生深入浅出、滔滔不绝，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还多次在忘情的讲解中忘记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而师母已经做好了一桌广东风味的饭菜，让我们几个学生一起用餐，对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先生则在饭桌上还在给我们做着风趣的讲解。回想当时先生给我们上课，真有“随风咳唾皆珠玉，拾取今余跂脚看”之感。

黄先生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第二代学者中的佼佼者，他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作家作品研究、学术方法、文学史、学术史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建树，尤其在赵树理研究、现代文学史著述、现代学术史编撰方面更是成就斐然。先生的不断突破、勇为人先的学术创新精神集中表现在文学史著述和学术史编撰上。在文学史著述上，先生率先打破上世纪50年代后形成的文学史集体编写的风气，独自著述《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在编写的体例框架上，《简史》突破了当时文学史编写的文学运动加作家作品的“板块结构”模式，从文学史及各种文学体裁的总体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着眼，按照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及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演变来结构叙述框架，加重了“史”的成分，使现代文学史不再像现代作家作品的串讲，而是让人们在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联系中认识各种文艺思潮、文学现象、文学体裁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了解不同作家作品的特点、作用、地位和贡献。正是在文学史著述上的这些突破，《简史》在当时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也让人认识到这部著述虽名曰《简史》，却绝不简单或简略，而是简明精炼、要言不烦，有剔骨见髓的明了和深刻。

黄老师曾经把自己的研究概括为赵树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其中最为大宗的是文学史研究，最具特色的是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可以说，他以一种开阔的文学史视野不断尝试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从对于学科的关怀出发推进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在我看来，这是黄老师在学科史上最为重要的贡献，也是他作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代表性所在。黄老师以及第二代学者中的其他优秀代表，他们的人生都是大于学问的。黄老师的学科关怀，既指他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史的研究，也指他为学科建设做的若干具体工作，还指他在整个学科发展中对于自身学术的规划与实践。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放在整个学科史上，黄老师和第二代学者与整个学科都是共生同构的。从这点来说，他的足迹大于他的著作，他的身体力行也大于他的文章。学科史研究的对象，应当是黄老师这个人，而不仅是他的著述。